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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工程领域,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常常是非常尖端而且可能的应用面非常窄,有时发表的论文都没有几个人真正愿意读,更不用说有商业意义了。贾里尼克教授讽刺这种现象是“除了论文的评审者,没有人会去读这些论文”。美国对政府研究经费管理很严,严格禁止拿一个项目的经费去资助自己其它研究项目,即使经费有结余,教授们也不可能用它来研究有实际应用意义的课题。于是,拿了足够多政府经费的教授通常也就不去研究应用课题了,更不要说自己去开办公司了。久而久之,在美国东部的著名大学里就营造了一种清高的风气,大家比谁获得的政府经费多,谁的研究论文出的多,谁的研究成果理论水平高。教授们的做事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学生。这些学校的博士生们在学校时做实验、写论文,毕业以后接着当教授或者去大公司的实验室做研究员。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有美国最好的电机工程系和计算机系,但是麻省当教授的博士毕业生比例比斯坦福高得多。从做学问的角度讲这完全是对的,但是这种研究对创业帮助不大。和任何其它商品相比,IT产品的制造所需的原材料非常少,成本几乎是零。以半导体行业为例,一个英特尔的酷睿双核处理器集成了二点九亿个晶体管,三十年前的英特尔8086处理器仅有三万个晶体管。虽然二者的集成度相差近一万倍,但是所消耗的原材料差不太多。IT行业硬件的制造成本主要是制造设备的成本。据半导体设备制造商AppliedMaterials公司介绍,建一条能生产65纳米工艺酷睿双核芯片的生产线,总投资在20到40亿美元。去年,英特尔公司的研发费用为六十亿美元。当然,我们不能将它全部算到酷睿的头上,但是英特尔平均一年也未必能研制出一个酷睿这样的产品,所以它的研发费用应当和英特尔一年的预算相当。假如我们将这两项成本平摊到前一亿片酷睿处理器中,平均每片要摊上近一百美元。这样,当英特尔公司收回生产线和研发两项主要成本后,酷睿处理器就可以大幅度降价。去年英特尔处理器销量在两亿片左右,因此,一种新的处理器收回成本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半。通常,用户可以看到,一般新的处理器发布一年半以后,价格会开始大幅下调。当然,英特尔的新品此时也已经在研发中。但是,今天的太阳公司,不仅人数规模、市场股值、办公面积远不能和当年相比(能人都走了,办公楼也卖了,股票一落千丈),而且彻底退出了IT领域霸主之争。太阳公司从1982年成立到2000年达到顶峰用了近二十年时间,而走下坡路只用了一年,足以令经营者为戒。杏彩9号彩票手机投注客户端反摩尔定理使得IT行业不可能像石油工业或者是飞机制造业那样只追求量变,而必须不断寻找革命性的创造发明。因为任何一个技术发展赶不上摩尔定理要求的公司,用不了几年就会被淘汰。大公司们,除了要保持很高的研发投入,还要时刻注意周围和自己相关的新技术的发展,经常收购有革命性新技术的小公司。它们甚至出钱投资一些有希望的小公司。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思科公司,它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买回了很多自己投资的小公司。

杏彩9号彩票手机投注客户端再接下来是判断力和执行力。通常,办起一个公司并不难,把它从小做到大,并且做到盈利就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路要走,不免要遇到数不清的岔路,任何一次错误的选择都可能使原本看上去不错的公司运营不下去而关门大吉,因为小公司对抗大公司时是不能有任何一次失误的。执行力是保证正确的决定能够最终实现的因素。判断力和执行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经验。创业的年轻人天生具有非凡的判断力和执行力不容易,为了保证一个起步良好的公司能够成功,一般风险投资家在投资的同时,要为公司寻找一位专业的CEO,就是这个目的-KPCB另一个特点就是合伙人知名度极高、联系极广,除了活跃的投资人约翰多尔和布鲁克-贝叶斯(KPCB中的B),还包括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前国务卿鲍威尔和太阳公司的共同创始人BillJoy等人。KPCB利用他们在政府和工业界的影响,培养新的产业。比如鉴于戈尔同时担任了苹果公司的董事,KPCB专门设立了一项培养苹果iPhone软件开发公司的一亿美元的基金。考虑到今后全球对绿色能源的需求,KPCB又支持戈尔担任主席的投资绿色能源的基金,并且专门集资四亿美元建立了专门的基金。KPCB通过这种方式,在美国政府制定能源政策时施加影响。KPCB的这种做法是一般风险投资公司学不到的。思科上市后,两个创始人马上成了亿万富翁。思科今天的股价,是上市时的500倍。它早期的员工,只要在理财上不要太冒险,比如在互联网泡沫时代买了很多网络垃圾股(当时叫网络概念股),也成了千万富翁或者百万富翁。这些人在富有了以后很多会选择离开公司去创业或者干脆退休。事实上,思科的两个创始人自己已经选择了这条路,离开了公司。

惠普虽然是一个大公司,但是它从来没有领导过哪次技术浪潮。因此,它开创出一个新行业的可能性不大。(它不同于苹果,后者从来就有创新的基因,因此可以完成从微机到iPod再到iPhone的过渡。前者则很难转型。)它是当年以半导体和计算机硬件为核心时代的硅谷的代表,而今天的硅谷,半导体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惠普已经不能代表今天硅谷的潮流了,这也是我在开始时讲惠普是黯淡了的巨星的原因。随着半导体的集成度的提高,TI等公司将手机外围电路的芯片和DSP集成在一起,现在的手机主要芯片只剩下一个。TI很像计算机领域的英特尔公司,它自己不做手机,而是像许许多多手机厂商提供核心芯片,它通过其领先的DSP技术,牢牢站住了世界中高端手机市场的半壁江山。摩托罗拉的战线则拉得很长,从手机芯片到手机整机一条龙。如果内部合作的好,这种做法成本固然低。但是,加尔文不是通用电气的韦尔奇,没有能力整合这么大的公司,其芯片部门和整机部门像两个单独的公司,没有足够的沟通,反而使得产品开发周期变长。摩托罗拉和德州仪器在手机芯片上的差距是渐渐拉开的,就如同它和英特尔在处理器上的竞争是慢慢失败的一样。但是,当这种差距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不可能逆转了。到2004年,加尔文下台时,其半导体部门被迫分离出去单独上市,就是现在的Freescale。后来Freescale的业绩依然不佳,只好被私募基金(PrivateEquity)买了去,这当然是后话了。IBM的小华生看到了计算机在今后社会中将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决定投资发展计算机,并请来冯·诺伊曼做顾问。IBM还请来了很多工程师,并且把麻省理工学院作为它强大的技术支持。小华生将IBM的研发经费从他父亲时代的3%增加到9%。到六十年代,IBM生产出著名的IBM360为止,IBM在计算机研制和生产上的总投入高达50亿美元,相当于整个马歇尔计划的三分之一。小华生上台后短短五年,就将IBM的营业额提高了三倍。在小华生执掌IBM的二十年里,IBM的平均年增长率高达30%,这在世界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他的父亲也没有做到这一点。杏彩9号彩票手机投注客户端如果说微软是善于便市场优势为技术优势,思科则是反过来,它通过自己的研发和收购,变技术优势为市场优势。虽然华尔街把阿尔卡特-朗讯和加拿大的北电也算做了思科的竞争者,其实这两个以程控交换机见长的公司和思科不完全处在同一个领域,基本上威胁不到思科。而且思科一家的市值超过其它传统通信设备公司的总和。

第二,网景公司的商业模式还停留在卖软件上。这是微软成功的商业模式,但是不能直接套用到别的公司头上。事实上,当Windows95出来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任何一个世界级的基于PC机的软件公司。现在PC世界里仅存活下来的几个世界级的软件公司赛门铁克(Symantec)、Adobe和Intuit都出现在Windows95以前(1982年、1987年和1988年)。当微软垄断了微机操作系统以后,就没有像样的软件公司上市并生存下来。原因很简单,如果在微机领域还存在全球性的机遇,那么微软一定不会放过并且将挤垮全部的主要竞争者(MeaningfulPlayers)。网景公司要想逃脱这一厄运,就必须改变商业模式。在1995年,没有哪家公司比网景更有希望成为今天的雅虎。斯库利明白新成长点的重要,但是他没有找到,苹果历任CEO都想做这件事而没有做到的。斯库利搞的个人助理想法不错,但是时机不成熟,因为那时无论是手机、电话还是互联网都没有发展起来,很少有人愿意花几百美元买一个无法联网的高级记事本。因此,这个产品的市场即使存在,也不过是一个很窄的市场,这样的产品不可能掀起一个潮流。斯库利的运气不太好,因为在他执掌苹果的年代,移动通信和互联网还没有发展起来以前,除了微机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潮流,没有别的潮流。虽然苹果本来有可能成为微机领域的领导者,但它封闭式的做法,使得它战胜微软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乔布斯比较幸运,他再次接掌苹果时,已经进入了到了网络泡沫时代。雅虎似乎代表了一种潮流,很多公司在跟随着雅虎,但事实证明,他们都面对着网络泡沫而且因此会面临严重的危机。乔布斯在网络泡沫时代,能高屋建瓴,不去趟互联网这滩浑水,而是看到了网络大潮下面真正的金沙。当苹果公司的iPod以高科技精品的面貌上市,并风靡全球时,便有行家指出iPod其实并不是什么高科技新品,而是一个翻版的MP3播放器。MP3音乐和播放器大家都很熟悉,它们在iPod出现前好几年就有了,而且最初搞MP3音乐的公司也不是苹果。再次,不同用户对传统商品比如汽车的品味不同,对性能的要求也不同,使得它很难做到赢者通吃。一百年前,亨利福特试图用一种汽车(T型车)统一市场,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即使是日用品,有人喜欢强生(Johnson&Johnson)的,有人喜欢保洁(P&G)的,因为它们不太可比。对于科技产品,虽然不同公司的同类产品可能有所不同,但是,这些区别不足以左右主流用户的选择。对于主流的用户来讲,科技产品的性能指标是硬性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因此基本的功能、合理的价钱和良好的服务是他们选择一种科技产品的原则。没有人在意思科的路由器和华为的路由器哪个外观更好看,也没有多少人清楚微软的制表软件和莲花公司的有多大区别。这使得科技公司很容易做到强者愈强,直到赢者通吃。

惠普新的舵手是马克.赫德。他上任前大家对他是否能扭转惠普这个老、大、难的公司也心里没底。也难怪,九十年代以前,惠普的高利润很高,节奏慢一些也没关系,惠普的很多老员工已经习惯了不紧不慢的做事方式。这种样子显然很难在竞争激烈的微机市场上生存。在产品上,惠普和竞争对手相比一点优势也没有。两年后,雄辩的事实证明,作风直截了当的赫德正是医治惠普的良医。赫德很少花时间做那些漂漂亮亮的Powerpoint投影胶片,而是直接在白板上写写画画。赫德很少讲大道理,从来是用数字说话。他做一小时报告,常常要引用几十个数字,平均一分钟一个。铱星计划对摩托罗拉的打击远不止十亿美元。在摩托罗拉启动铱星计划时,GSM还没有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美国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还吃不准技术上更好的CDMA是否会很快替代掉GSM。但是,摩托罗拉由于把精力分散到了铱星上,不仅失去了和诺基亚竞争的最佳时机,而且还把一些市场丢给了三星、LG等更新的电子公司。哲学家黑格尔讲:“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Allthatisrealisrational,andallthatisrationalisreal.)这句话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成为最有进步意义的话。任何事情都有它发生、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当然如果这个理由不成立了,它终究就会消亡。风投在六十年代后(而不是二战以前)在美国(而不是世界其它国家)蓬勃兴起有它的社会基础。风险投资公司一旦将资金投入一个新创的公司后,它的投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从某种角度上讲,它才刚刚开始。

风险投资则相反,他们是和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打交道,同时他们又是更聪明的人。风险投资的关键是能够准确评估一项技术,并预见未来科技的发展趋势。所以有人讲,风险投资是世界上最好的行业。二战后,摩托罗拉作为品牌名气越拉越大,人们一说起无线通信就首先会想到摩托罗拉。直到二十年前,摩托罗拉一直垄断这个市场,从对讲机、早期的手机,即大哥大,到九十年代初风靡中国,城市里人手一个,万元户腰里一排的BP机。人们甚至忘了它公司的名称加尔文制造公司,于是,1947年公司干脆改名摩托罗拉,由此可见当年摩托罗拉名头之响。这种事情在大公司里并不少见,几天前,松下公司也把它的名字从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的名字Matsushita改为了品牌的名字Panasonic。当然这是题外话了。杏彩9号彩票手机投注客户端和人一样,一个公司也有成长的青少年期、稳定的中年期和衰退的老年期。当一个公司刚刚兴起时,它很有朝气,又有领先的技术,市场占有率却很小。整个世界对它来讲几乎是无限大,它只要干好自己的事,就能不断占领市场,以几何级数成长,根本不用担心成长的空间的问题。用辛弃疾的话讲,就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但是,当它占领了大部分市场时,它的成长就受制于整个行业的发展了。而华尔街依然期望着这个新兴公司不断创造奇迹。这时候,该公司就必须寻找新的成长点,才能不断超越华尔街的预期,公司就不得不天天为营收忙碌(如果达不到预期会怎么样,我们以后会谈到它的严重后果)。和传统的工业不一样,一个科技公司非常容易早熟,可能用不了几年就成长到饱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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